《东方历史评论》编辑部评选出13部作品为“年度历史图书”。我们在春节假期前后陆续刊登获奖作品选摘。祝各位读者新春愉快！

《荣禄与晚清政局》

马忠文著

从年甲午战争爆发，到年立宪呼声高涨，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。十年间内忧外患频仍，导致清廷朝局波动，政潮迭起，这个时期深受慈禧宠信的满洲权贵荣禄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。本书通过研究和剖析这个时期荣禄的复杂表现，对了解清末政治的变迁和走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。

荣禄出身满洲世家，以难荫起家，通过结纳醇亲王奕譞、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，参与管理神机营，充任内务府大臣，取得两宫太后信任，在光绪初年权倾一时；后虽一度遭受挫折，但从甲午战争期间自西安重返京城后，荣禄审时度势，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中间，协调满汉矛盾、调解中央与地方纷争，协助 统治者慈禧度过重重艰难，竭力维护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政权；在甲午战争、戊戌政变、己亥建储、义和团运动、庚子新政等历史事件中都曾发挥了重要影响。身为满洲贵族，出于“忠诚”，荣禄事事以慈禧的意志为转移， 数年政以贿成，无所作为，为时论所讥评，也有其悲剧性的一面。

以下文字摘自该书。

荣禄在戊戌政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？

光绪帝在同军机大臣严重对立的情况下，雷厉风行，推动新政，引发朝局动荡。当时谣言盛行，人心惶惶。罢礼部六堂官、超擢军机四卿，已经牵涉权力结构的变动，引起很多权贵的担忧。随着形势的变化，皇帝“生病”、太后训政的一幕历史终于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。其中，荣禄与庆王奕劻是最关键的幕后策划者。

有不少私家记述称，戊戌四月慈禧放手让光绪进行变法，正是欲擒故纵之计，希望看到光绪帝的败笔，再找机会卷土重来，重新执掌权力。荣禄也被说成是慈禧此举的同谋。苏继祖曾记述说：“荣相春间曾语人曰：‘近日皇上大为任性胡闹，我不能与之共事，极思出京……此等话像话乎？何足以治天下也，配作皇上乎？’”“六月诸守旧大臣以皇上变法，焦愁不已，多有问之荣相者。荣相笑曰：‘俟其闹至剪辫子时，必有办法，此时何急哉？’”这些政变后出现的说法不尽可信，荣禄藐视皇帝的话尤不可信。尽管从戊戌春间慈禧、荣禄等对皇帝的做法就有异词，但是，仍是采取观望态度，还不能说是设下圈套、请君入瓮。六月，张之洞之子张权在家书中称：“刘博丈（刘恩溥）言，今上变法甚急，慈圣颇不以为然。每日谕旨，慈圣俱不看，但云：随他闹去。”刘博丈，即刘恩溥。在慈禧眼中，皇帝如同她手中的风筝，飞得再远，也可控制，并没有很大担忧。直到出现光绪帝一诏罢黜六堂官这样的大动作，以及突然裁撤京内衙署造成大恐慌，慈禧才意识到，一旦皇帝“乾纲独断”，她精心挑选用以辅政的军机大臣根本劝阻不住。因此，采取断然措施制止皇帝作为便成为当务之急。

荣禄、庆王等在七月下旬秘密策划慈禧训政，中止光绪帝推行新政，很大程度上也有一定的舆论基础。百日维新期间的很多变法措施缺乏制度上的衔接，引起不少京官的反对和批评。翁氏开缺后，其门人叶昌炽就在日记中称：“阅邸钞，虞山师奉旨放归。朝局岌岌不可终日，如蜩如螗，如沸如羹，今其时矣。……柬蔚若，得复云：‘近日号令，但恨两耳不聋，鄙人亦求瑱甚切。’”“虞山”，指翁同龢，“蔚若”乃吴郁生之字，叶、吴均是江苏人，且为翁氏门生。从两人信函往来中透露的信息分析，叶、吴对四月二十三日开始颁布的新政“号令”并不赞同，至少他们是站在新政对立面的。开缺在籍的鹿传霖也对新政不满，称：“翁去王代（文韶），仍无起色。近日竟言西学，仍空谈不求实际，时局日坏，不堪设想。”又称“康有为以一主事准其专折奏事，遂大肆狂谈，请宫中设十二局，改藩臬为理财、慎刑二司，裁道府，升州县为四品，准专奏等语，交议，竟不敢驳，乃以或交六部九卿会议，或请特旨允行双请因此留中未定行止”。他对光绪帝如此优容康有为感到不解。大约同时，李鸿章在给儿子李经方的信中也说：“学堂之事，上意甚为注重，闻每日与枢廷讨论者多学堂、工商等事，惜瘦驽庸懦辈不足赞襄，致康有为辈窃东西洋皮毛，言听计从。近来诏书皆康党条陈，借以敷衍耳目，究之无一事能实做者。”李鸿章认为，枢臣皆“因循衰惫”，才力“不足襄赞”，光绪帝身边没有可依赖的大臣，只好听信于康、梁“辈窃东西洋皮毛”，致使“无一事能实做者”。如果不考虑乙未后李鸿章受到冷遇的失意心态，他对事态的分析和对当权者的批评还是比较客观的。

七月十四日，光绪帝接受太仆寺卿岑春煊的建议，颁布谕旨，宣布将詹事府、通政司、光禄寺、鸿胪寺、太仆寺、大理寺等衙门裁撤；同时裁去广东、湖北、云南三省巡抚，巡抚事归同城之总督兼管，河东河道总督裁并河南巡抚兼管；此外，还涉及地方冗吏的裁减问题。这就触及大批旧官员的切身利益。裁撤京师衙门在京城士人中反响尤大，直接关涉京官的生计。陈夔龙后来分析说：“戊戌变政，首在裁官。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，不下十余处，连带关系，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。朝野震骇，颇有民不聊生之戚。”见到裁撤冗署的上谕后，叶昌炽的友人“劝不必以一官为恋，别为生计”，叶氏在日记中慨然写道：“然寸铁不持，安能白战？家无长物，惟破书烂帖耳。”裁撤衙署导致数千人的生计突然没有着落，特别是没有考虑到平日这些在闲曹冷署苦熬的官员下一步的出路，引发的怨气和抵触是超乎想象的，这种负面效应使许多最初支持新政的官员也产生了动摇。正如时人所言，裁撤衙署后，“京师惶恐，正符将欲裁九卿六部之谣”。孔祥吉认为，“整个看来，百日维新中关于官制改革的实施是不成功的。前期康有为强调新旧对立，忽视了以高秩优耆旧；后期康有为虽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，但光绪帝又感情用事，以致激化了新旧矛盾，加快了政变的到来”。这个判断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。

总之，戊戌年七月以后，光绪帝在推行新政过程中的一些过激措施，不仅在士林中引起惊恐，更引起许多廷臣的抵触和恐惧。因此，在罢黜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后，利益受到侵害和威胁的官员很快集结起来。维护自身利益的隐衷与纠正新政偏颇的现实感，使这股势力开始活跃起来。这些被目为“守旧”的官员，打着维护祖宗之法的旗号，支持太后“训政”以中止新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深受慈禧倚重的荣禄被推到了前台，而在京随时可以见到慈禧的庆王暗中布置，“最关筋节”，这是邓之诚根据政变后蔡金台致李盛铎信得出的判断。善于观测风向的御史杨崇伊则再次发挥了作用。

杨崇伊在甲午战后慈禧整肃清议的活动中，几次冲锋陷阵，曾参劾强学会和文廷式，非常能迎合慈禧的心理。有资料称，训政原本就是慈禧本人的意思，只是授意杨在外操作而已。政变后有人致函盛宣怀称：“闻杨崇伊纠众奏请太后亲政，以疏示李鸿章。李不肯签名。杨遂赴津，谋于荣禄。”“另闻训政系杨崇伊密奉懿旨告各大臣奏请，初三日赴津见荣面启云”。初十日寅刻到，据说，杨崇伊曾“两至徐桐寓所相告”，不料徐桐“引疾高卧”，置之不理。叶昌炽则听说杨“先商 、廖两枢臣，皆不敢发。复赴津，与荣中堂定策”。上述情况细节有些差异。九月二十三日，蔡金台致李盛铎函中所记似稍详：……而杨莘伯乃手训政疏叩庆邸，俱赴湖呈递。是慈意以为此等大政，必有联章，乃成规模，且须大臣言之。莘伯乃告其师王仁和。仁和以书戒之，有“无牵帅老夫”语。莘伯以已成骑虎，不能甘休。且警信日至，谓断发改衣冠，即在指日……不得已独冲入告。发时尚知会张次山等凡九人，而无一应者，遂独上之。信中“再芸”为华辉，“仁和”指王文韶，张次山即张仲炘，“云中”可能是庞鸿书，华、张、庞均为台谏官员。可见，杨崇伊为训政事找过李鸿章、徐桐、王文韶、廖寿恒寻求帮助，不果；而且，拟联络张仲炘（次山）等9人联衔入告，也未成。遂与庆王联系，并往天津与荣禄定计，扮演了沟通京津、传递消息的信使。如前文所言，早在六月，杨就与荣禄联系，希望奏调其到北洋当差，因为违例，被荣禄婉拒。但二人始终保持着联络。

从种种迹象看，太后训政是庆王与在津的荣禄密谋后促成的。当时与慈禧关系密切、地位之崇隆的王公权贵，非此二人莫属。况且，推动太后训政也是唯一能制止皇帝“冒进”的途径和办法了。

除了杨崇伊，一些满洲权贵也纷纷前往天津与荣禄商议局势。由于直接材料的缺乏，准确揭示这些人的活动内幕仍有困难。据载，七月二十二日，天津有人见自京乘火车来督署者数人，势甚耀赫，仆从雄丽，有言内中即有怀公塔布、立公山也。盖自荣相莅任以来，亲友往还不绝于道，人亦不复措意。另，“京中有言立豫甫曾于七月奉太后密谕，潜赴天津，与荣相有要商也”。七月三十日，早车有荣相密派候补道张翼进京谒庆邸，呈密信并禀要事。据有见此信者言，有四五十页八行书之多。这些说法很符合情理。梁启超政变后也称，礼部六堂官被罢黜后，“怀塔布、立山等，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，痛哭而诉皇上之无道，又相率往天津就谋于荣禄，而废立之议即定于此时矣”。怀、立带着慈禧的旨意前往天津与荣禄商议是可能的，但是绝无“谋废立”之事，即使训政也与“废立”有别。经过京津两处的商议，确定由杨崇伊上折请慈禧训政。这个折子在八月初三日递上。该折云：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跪奏，为大同学会蛊感士心，紊乱朝局、引用东人,深恐贻祸宗社，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，以遏乱萌，恭折仰祈慈鉴事。臣维皇上入承大统,兢兢业业二十余年，自东瀛发难，革员文廷式等昌言用兵,遂致割地偿款。兵祸甫息，文廷式假托忠愤，与工部主事康有为等，号召浮薄，创立南北强学会，幸先后奉旨封禁革逐，未见其害。乃文廷式不思悔过，又创大同学会，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、内奉康有为为主，得黄遵宪、陈三立标榜之力，先在湖南省城开讲，抚臣陈宝箴倾信崇奉，专以讪谤朝廷为事，湘民莫不痛恨。

今春会试，公车骈集，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，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。幸士子读书明理，会讲一二次即烛其奸诈，京官亦深知其妄。偶有贪鄙者依附之，而吐骂者十居八九。不知何缘引入内廷，两月以来变更成法，斥逐老成，借口言路之开，以位置党羽。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，将专政柄。臣虽得自传闻，然近来传闻之言，其应如响，依［伊］藤果用，则祖宗所传之天下，不啻拱手让人。臣身受国恩、不忍缄默，再四思维，惟有仰恳皇太后，追溯祖宗缔造之艰，俯念臣庶呼吁之切，即日训政，召见大臣，周谘博访，密拿大同会中人，分别严办，以正人心。庶皇上仰承懿训，天下可以转危为安。臣愚昧之见，缮折密陈，伏乞皇太后圣鉴。谨奏。此奏折前半部分将文廷式甲午倡言主战“遂致割地偿款”、与康有为“号召浮薄，创立南北强学会”、创办大同学会之事一一缕述，重点在责难文廷式；后半部分指责康有为今春以来开保国会、“进入内廷”、“变更成法，斥逐老成，借口言路之开，以位置党羽”，并风传日本故相伊藤博文“将专政柄”，故请求太后即日训政，召见大臣，“庶皇上仰承懿训，天下可以转危为安”。虽然没有明言，但主张太后通过训政中止新政的主张是很明确的。

有论者认为慈禧是接到杨的上疏才决定训政的，这是表面的看法。杨崇伊先后往天津与荣禄密谋，慈禧、庆王都是知情的，采取“训政”的办法，也是她认可的。杨的上疏，形式意义远远大于内容本身。与其说它是慈禧训政的导火线，不如说它是决定实施训政的信号。

茅海建教授利用档案材料，精确地考证出慈禧做出离开颐和园回宫的决定是在八月初三日戌时（晚上八点半至九点之间）。可以进一步推断，这是她收到杨氏奏折后做出的决定。此前，慈禧已知八月初五日光绪帝将在西苑接见伊藤博文，在一诏罢黜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后，她对皇帝是否会再一次做出越格的事情——聘请伊藤为顾问官，实在没有充分的把握，只有亲自回宫坐镇，才能放心。可以肯定，慈禧不仅决定初四日回宫，并且认为宣布训政的时机已经成熟。初五日伊藤觐见光绪帝的外事活动一经结束，便处在太后的监视之下，初六日慈禧宣布训政，并下密令逮捕康有为、康广仁兄弟。荣禄虽然在天津，但对这些密谋既是知情者，也是参与者，这是无可怀疑的。

康、梁的“围园”密谋与袁世凯“告密”

由荣禄、杨崇伊等人在秘密状态下策划的训政原本是平和的，除了捉拿康氏兄弟稍见紧张外，宣布训政似乎不会出现多少波澜。但事情最终却朝着血腥恐怖的方向发展，这有一定的偶然性。它与光绪帝给杨锐下达密诏，及康有为利用密诏铤而走险，劝说袁世凯“围园”密谋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有关。

有清一代皇帝给大臣下达密旨并非没有，但是，像光绪帝这样给一位并不相知的小臣下达密旨、一吐衷曲之事，似乎绝无仅有。这道密诏是引发政局突变的导火索，事情的起因仍可归结为光绪帝与廷臣关系的恶化。

光绪帝破格任用康有为、重视其上书，以及严惩文悌，都使康声名大振。但是，康对自己的处境和所获得的权位并不满意。正如梁启超对夏曾佑所言：“数日之内，世界屡变，或喜或愕，如读相宗书也。南海（康）召见，面询极殷拳。而西王母主持于上，它事不能有望也。总署行走可笑之至，决意即行矣。”因为没能得到期许的权力和地位，康有为一度想离开京城，但这只是一时负气。其实，直到七月奉旨派往上海管理《时务报》，他始终不愿离京，一直致力于设立议政局。七月底，康、梁策划按照康乾时的祖制开懋勤殿，“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，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，共议制度”。其实，这是遭到枢臣否定的制度局的翻版，皇帝对此很是看重。严复也得到消息说，“将开懋勤殿，选才行兼著者十人入殿行走，专预新政”。选英才正是为了摈弃那些“守旧”的廷臣。很显然，在罢黜礼部六堂官、超擢王照、任用军机四卿后，皇帝仍然不满足，坚持要用新党。为此，康有为代宋伯鲁、徐致靖、王照等拟折，策划推荐懋勤殿入值人选，于二十八、二十九两天递上。不料，二十九日光绪帝抵达颐和园后，却遭到太后的严厉痛斥。次日，光绪帝召见了杨锐，并赐给他一道朱笔谕旨。这就是后来所说的“密诏”：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，不愿将法尽变，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，而用通达英勇之人，令其议政，以为恐失人心。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，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，但圣意坚定，终恐无济于事。即如十九日之朱谕，皇太后已以为过重，故不得不徐图之，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。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，皆由此辈所误，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，将旧法尽变，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，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。果使如此，则朕位且不能保，何况其他？今朕问汝，可有何良策，俾旧法可以全变，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，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，令其议政，使中国转危为安，化弱为强，而又不致有拂圣意。尔其与林旭、刘光第、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，密缮封奏，由军机大臣代递，候朕熟思，再行办理。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。特谕。这道谕旨清楚表明，开懋勤殿已经绝无可能，这位28岁的年轻皇帝已经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：“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，将旧法尽变，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，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。果使如此，则朕位且不能保，何况其他？”皇帝已经认识到，因为太后反对，暂时不可能将“此辈昏庸之人”罢黜殆尽。他希望杨锐等新党理解他的苦衷，同时令他们另筹办法，“俾旧法可以全变，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，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，令其议政，使中国转危为安，化弱为强，而又不致有拂圣意”。其实，这种想法是幼稚的，当时已经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光绪帝心目中的新党人士在这里体现出来了，即军机四卿及“诸同志”。“诸同志”应该是皇帝从新政活动中感觉出来的那些新党人物，除了康、梁，应该还有杨深秀、宋伯鲁、张元济、徐致靖、王照等，甚至刚刚被徐致靖保举到京的袁世凯，也是他心目中的“同志”。但是，光绪帝对新党人物之间的真实关系十分隔膜。四卿中杨锐在张之洞影响下极力排斥康，对与康亲近的谭、林也怀有戒心。王照也只是被超擢为京堂后才与康接近起来，二人政见常有分歧。显然，光绪帝是将新党视为一个密切团结的整体来看待的，这是他发出密诏的认知前提。这道密诏反映了当时慈禧对新政的态度以及皇帝不欲“拂圣意”的真实心态，看不出皇帝对太后有任何叛逆之心；可是，事后却被康有为篡改利用，引起朝局发生惊天逆转，这是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皇帝根本无法预料的。

一般认为，就在荣禄、庆王等人密谋策划慈禧训政的同时，康党于六七月间也开始了联络袁世凯、发动军事政变的活动。有学者认为，百日维新伊始，康有为就已认为必须掌握兵权，调集军队，发动一场“尊君权”、“去太后”的军事政变。这种说法十分流行，但与事实不符。研究该问题，不能完全听信康、梁及王照后来的解释。

据陈夔龙在《梦蕉亭杂记》中所说，戊戌七月徐致靖疏荐袁世凯并非康有为的提议，而是袁看到戊戌四月后徐氏深得皇帝信任，便想通过徐的保荐得到新的升迁。陈夔龙称：“维时新政流行，党人用事，朝廷破格用人，一经廷臣保荐，即邀特简。袁热中赋性，岂能郁郁久居。倩其至友某太史入京，转托某学士密保，冀可升一阶，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补，举朝惊骇。某学士以承筐菲薄，至索巨款补酬，辇毂之下，传为笑话。”为此，袁通过徐世昌与徐氏之侄徐仁录联络。六月上旬，徐仁录曾往天津和小站商讨保荐袁世凯之事。据张荫桓政变后回忆，徐致靖戊戌四月保荐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奏折，康氏曾酬之“四千金”。徐世昌日记对此有零星的记载。徐世昌日记记载了戊戌六月徐仁录往小站见袁世凯的情况。据记载，六月初八日徐世昌至天津，初九日与徐仁录晤面“聚谈半日”。六月十二日回到小站，“到慰廷寓久谈。徐艺郛（仁录）同来，留宿营中”。此后徐又连续与仁录“畅谈”，六月十五日晨起，“艺郛冒雨行”，在小站逗留了四天。陈夔龙是荣禄的心腹，他的这番解释应该可靠。由于这个时期康有为常为徐代拟条陈，荐袁之疏也由康代拟，由此康、袁产生联系。七月二十六日，徐致靖上疏称：“袁世凯昔使高丽，近统兵旅，谋勇智略，久著于时。然而官止臬司，受成督府，位卑则权轻，呼应不灵，兵力不增，皆为此故。”因此建议光绪帝“特予召对，加以恩意，并予破格之擢，俾增新练之兵，或畀以疆寄，或改授京堂，使之独当一面，永镇畿疆”。许多学者认为，康有为在奏折中以御外侮为掩饰，实际目的是要让袁“独当一面”，脱离荣禄的控制，独立听从皇帝调遣，以备紧急之用。康本人在政变后也毫不隐讳此意。但是，可以肯定，皇帝对康的这层“深意”并无深刻体会。

没有资料说明荣禄对于袁世凯与徐致靖的接触是否知情。但是，他对袁完全信任是毫无异议的。还有个一直被忽视的问题，那就是徐致靖保袁的同时，恰好适逢荣禄为新建陆军创办武备学堂两年卓有成效，奏请照天津武备学堂成案对段祺瑞等十六员给予奖叙。荣禄与徐致靖几乎同时保举新建陆军的将帅，或为巧合？查荣禄奏折抵京的当天，光绪帝发出上谕：“电寄荣禄，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。”同日，袁奉到来京电旨，并于“是日下午谒见中堂（荣禄）”。可见，袁世凯的入京觐见并未让荣禄感到异样。甚至可以这样说，徐的保荐同样支持了荣禄对新建陆军的褒奖。八月初一日，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后，发布上谕：“现在练兵紧要，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，校练认真，著开缺以侍郎候补，责成专办练兵事务，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。当此时局艰难，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，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，切实讲求训练，俾成劲旅，用副朝廷整顿戎行之至意。”显然，光绪帝完全采纳了徐的建议。无论康有为怎样说明自己草拟的奏疏中隐含深意，实际上皇帝完全是把袁作为一个明西学的“英勇通达之人”来看待的，与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、谭嗣同、王照乃至康有为本人一样，袁是被作为新政人才而“超擢”的。因为皇帝从未对慈禧有过背叛之心，说他想借袁来控制军权也是值得怀疑的。

同样，康有为当初代徐拟折保举袁，应该是为了联络同道、广结人才；袁对于康、徐合作举荐自己的内幕也完全知情，甚至有信函致康表达谢意。但是，如果说从一开始康氏便有依靠袁世凯军队的图谋，应非实情。迟至七月，康有为还在鼓动王照上折，开懋勤殿，努力为梁启超、康广仁谋取位置，似乎还没有对形势做出严重的估计。让康临时想到利用袁兵围颐和园，应在八月初三见到皇帝“朕位且不可保”的密诏之后。

八月初二日，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枢臣后，召见了新章京林旭。这一天，发布明发上谕，命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接办官报，“毋得迁延观望”。这是皇帝在新政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，上谕中特别声明“召见一次”，为的是打消京城中所谓康随意出入宫禁的流言，很大程度上是给外界看的。在召见林旭时，光绪帝吃惊地知道，林旭并未见到七月三十日由杨锐传出去的密诏。于是，散值后的林旭匆匆找到了杨锐，并从杨锐那里抄录了这道谕旨。

所以，康有为见到这道密诏抄件，已在八月初三日早晨。这次林旭是按照皇帝要求，将四卿及“诸同志”召集一起讨论办法，康、梁、谭、林及王照均在场，杨锐、刘光第并未参加，定稿很晚的康年谱称徐世昌也在场，并看到皇帝密诏，此说似不可信。这次商议的结果就是初三日由谭嗣同深夜访袁。可见，利用密诏，假借皇帝名义，劝袁世凯“围园捕后”，是康党在紧急情况下铤而走险的临时决策。

不过，两宫嫌隙虽日深，但慈禧对全局有足够的控制能力，这一点朝野皆知。因此，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那一刻起，袁就没有将赌注押在皇帝身上。让他为难的倒是如何把自己从尴尬的境地中解脱出来，这是他回津后与荣禄反复商讨的棘手问题。

学界已经确认，八月初六日以训政为标志的政变并非袁告密引起。袁在京城并未透露“围园”密谋的半点消息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不知道皇帝究竟是否介入，或者介入到多深的程度。八月初四，他可能对此事进行了打探，但没能做出确切的判断，于是，采取保持沉默、静观其变的态度，并于第二天回津。这是当时最为稳妥的做法。袁世凯将康党“围园”密谋和盘端出应该是在回到天津以后。

初四日傍晚，慈禧突然回宫，使康党进退失据。恐惧中的康有为做出了迅速出京的决定。八月初五日，康乘早班火车前往天津；而袁世凯也在请训后，与荣禄的亲信达斌一起在马家堡乘坐十一点四十分的火车离京，下午三点到达天津。据称，“圣安棚茶座在火车站，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”。《直报》也报道说：“袁慰亭钦宪以练新建陆军，上结主知，下孚众志；实事求是，成效昭彰。日昨奉旨开缺以侍郎候补，谢恩后于初五日请训出都，四点钟抵埠。圣安棚在火车站。同城文武俱往迎接，钦宪已饬令全队于十六日来津驻扎。只候皇上躬奉皇太后阅视秋操云。”王刚最早使用了这条材料。仪式结束后，袁世凯留住天津城中，晚上拜见了荣禄。

这天晚上荣、袁见面情况，只见于袁世凯《戊戌纪略》的叙述。据袁称，他向荣禄透露：“皇上圣孝，实无他意。但有群小结党煽惑，谋危宗社。罪实在下。必须保全皇上，以安天下。语未竟，叶祖珪入坐，未几佑文亦来。久候至将二鼓，不得间。只好先退晚餐，约以明早再造详谈。”按照他的说法，这天晚上因为叶祖珪、达斌（佑文）的来访，他与荣的密谈被打断，因此，没有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告诉荣禄。这并不符合情理，台湾学者黄彰健曾指出：“袁于初五既已开始叙述‘群小结党煽惑，谋危宗社’，则荣禄一定愿知道其详细情形；即令有宾客来，也可邀袁至密室或内签押房谈话。因此袁世凯《戊戌日记》说，他于初六才告密，那是不足信的。”王刚也推断，袁应该在这天深夜向荣禄透露了康党的“围园”密谋，而袁的亲信达斌也在场；同时，荣禄将京津两地策划训政之事也告诉了袁世凯。这个判断应该符合实际。因为慈禧已经回宫，没有任何危险，而训政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逮捕康有为，已经在运作过程中。果然，第二天一早，慈禧以皇帝名义发布上谕，以身体欠佳为由，请太后训政。同时，下密旨捉拿康有为。一切都是按照既定计划实行的。

据袁世凯记述，初六日一早，他还没来得及赴督院见荣禄，荣禄已先来拜访，于是袁又将康党“详细情形备述”，再三强调“此事与皇上毫无无涉”。说到“诛禄”问题，荣禄“大惊失色”，两人“筹商良久”。又约袁“回署”，“复约佑文熟商”。毕竟，此事牵涉到皇帝，虚实不知，一时难以决断。可以肯定，袁、荣此刻对抓捕康有为没有丝毫犹豫，只是对怎样才能把皇帝从中解脱出来，大费脑筋。晚上，荣禄“折简来招，杨莘伯在座，出示训政之电，业已自内先发矣”。杨崇伊从京城返回是来禀报消息的。此时，杨可能也得知了“围园”内情。袁记，荣抚茶杯笑曰：“此非毒药，你可饮之。”袁应道：“惟耿耿于心寝食难忘者，恐累及上位耳。”荣禄的话是玩笑话，是可信的。袁世凯已经担心自己会落上“卖主”之嫌。这时，荣、袁已知康有为漏网的消息，可能也是杨带来的。八月初七日，军机处致电荣禄在天津查拿康有为，荣派人在紫竹林、塘沽搜捕，但无成效。原来，康有为已先于初六日晚乘“重庆号”轮船赴沪。

八月初十日，荣禄奉到电旨，“著即刻来京，有面询事件”，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着袁世凯暂行护理。荣禄在关键时刻入京，对维持朝局十分重要。从初六日开始搜捕康党，袁世凯始终都在荣禄身边襄助，从未被怀疑过，袁以按察使接护理直督自然不难理解。

二调和两宫缓和局势

荣禄初十日奉到电旨，十一日乘火车回京。先是，慈禧于初七日已经得知康、梁的“围园”密谋。于是从初八日清晨开始，慈禧命步军统领崇礼秘密逮捕“新党”人物，张荫桓、徐致靖、杨锐、刘光第、谭嗣同、林旭、杨深秀相继被捕，宋伯鲁、王照逃离京城，气氛极为紧张。向杨锐下达密诏的光绪帝也遭到慈禧的严厉训斥，几天里慈禧的情绪和心情可想而知。荣禄十一日回到京城，十二日被召见。次日被任命为军机大臣，同一天，清廷就做出将杨锐等六君子“不审而诛”的决定。

八月十三日杨锐、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发生得非常突然。十一日，给事中高燮曾等七人联衔上奏请从速处置。十二日御史黄桂鋆又上折请杀张荫桓等，朝廷并未回应。直到十三日午前，尚无半点消息。到了这天中午，情况骤起变化，下午四点，杨、刘、谭、林“四卿”和杨深秀、康广仁即被斩决。张之洞得到的情报说，因为“内旨迫切，于午刻迳由刚相奉密旨立办，措手不及”。军机大臣廖寿恒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慈座（慈禧）忽命改康、刘、林、杨、谭、杨六人处斩。余初未之闻，及望领班缮旨，大骇。以语夔老（王文韶），错愕不胜，商之于刚、裕，皆谓无能挽回。”照此看来，王文韶和廖寿恒事先都不知情。陈夔龙回忆，十三日早晨因有“某京堂”封奏，请毋庸审讯，“即由刚相传谕刑部，将六人一体绑赴市曹正法”。事后他才明晰内情：“缘外间讹言孔多，有谓各公使出而干涉，并谓一经审问，恐诸人有意牵连，至不能为尊者讳。是以办理如此之速。”所谓“某京堂”，实乃国子监司业贻谷。他在十三日早晨上折，请求迅速定案，以防外人干涉。因为此前英、日公使已对张荫桓一案有过干预，难免不会再有外人干涉之事；更关键的问题是，一旦审讯过程中牵涉到皇帝，“不能为尊者讳”，届时后果不堪设想，慈禧本人也深知此节，唯一果断的办法就是“不审而诛”，杀人灭口。陈夔龙对此极为肯定，有“过后思之，宁非至幸”之慨叹。

在六君子被杀这件事情上，刚毅奋勇任事，后来招致清议的咒骂。一直积极营救杨锐的张之洞就曾追问乔树楠“东海（徐桐）何以不论救，何以木讷（刚毅）一人主持？”其实，主持此事的应该还有刚刚入枢的荣禄。荣禄入京伊始，便以调和两宫为责任，审四卿犹如“审”皇帝，万不可做。荣禄的门人贻谷在十三日清晨上封奏，请速定案，并非偶然，当系荣禄授意。不审而杀六君子，是荣禄入枢后与慈禧共同商议采取的断然措施。从种种迹象看，初九日，向康有为传递密诏的林旭已经被礼王传去问话。康篡改皇帝的手谕，用来胁迫袁世凯“兵围”颐和园的事实已经得到了澄清。所以，对于“四卿”也不是一点没有“审”，而是深怕牵连皇帝。荣禄等人并非不知那份密诏或抄件的重要性，只是不能再去追查下落。

当然，不管荣禄有怎样周妥的考虑，都无法制止谣言的传播。“六君子”被杀后，废立的传闻很盛，京城内外人心惶惶，外国人也显得极为关心。据赵凤昌后来回忆道，上海传言皇帝将被废黜，各国驻上海领事纷纷访问盛宣怀打探消息，盛以谣传不可信答之。赵建议此事应速电荣禄一探究竟，以免贻误大局。“次日得荣复电，决无大举”。一些大臣将缓和两宫关系的希望都寄托在荣禄身上。八月二十一日，两江总督刘坤一致电荣禄称：“自我皇太后训政，于变法各事，应办者仍办，停者即停，措置合宜，天下欣然望治。我皇上恭己以听，仰见两宫慈孝相孚，始终无间。我公与礼邸、庆邸从中调护，永保安全，外议纷纭，无可借口，是皆社稷之福，始得有此转机。”八月初六日训政，此信不会写于七月，从电报中的情形分析，应是八月二十一日的。在与荣禄有过沟通后，二十八日，刘坤一电奏清廷：“国家不幸，遭此大变。经权之说须慎，中外之口宜防。现在谣诼纷腾，人情危惧，强邻环视，难免借起兵端。伏愿我皇太后、我皇上慈孝相孚，尊亲共戴，护持宗室，维系民心……坤一受恩深重，图报无由，当此事机危迫之际，不敢顾忌讳而甘缄默。”虽然言辞闪烁，但反对废帝的意思十分明显，可能事先得到了荣禄的支持。九月二十日，刘坤一在写给工科给事中冯锡仁（字莘垞）的信中也说：“现在两宫慈孝相孚，诚为宗社苍生之福，而其枢纽全在荣相，内则设法调停，外则勉力撑持。宁国即以保家。此公解人，当见及矣。”并称：“敝处前此电奏，不好措辞，止合浑含劝谏，希冀动听。”冯锡仁也是湘人，是刘坤一安插在京城中的耳目。刘坤一对荣禄在调和两宫问题上发挥“枢纽”作用十分肯定。

当时的外国人也称：“据我们所听到的，荣禄是在使用他权力以内的一切力量来缓和太后对维新党的震怒”。洋人报纸在评论当时的中国形势时说：“中国人方面，一般都相信自从荣禄到北京之后，太后的行动是和缓一点了……事实上，不乏人这样相信，就是荣禄的真正意向是使光绪复辟，然后协助他把太后安置在一个适宜于她的地位上，如此他便可以获得全国青年与开明人士的赞仰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忠君的人物。”是否想让皇帝复辟，只是外人的想象，荣禄也不可能不顾及慈禧的态度，但是保护皇帝、维护皇帝的现有地位还是他努力要做到的。荣禄的同盟者鹿传霖则对局势表示担忧。九月十七日，他在家书中写道：“荣相入枢，又统北洋各军，大臣无有才识者为之赞襄，亦大不易办到好处，况内忧方大，母子乖睽，一归俄保护，一归英保护，暗中意见参差，此等情况岂能持久？真不知成何局面孔。”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也恰恰说明荣禄的艰难之处。如何选调合适人员，重振朝纲，面临很多困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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